周天勇:中國潛在和穩定增長的經濟學分析——二元體制經濟學的中國實踐

2021年08月27日09:42    作者:周天勇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摘  要:基于現有發展經濟學和轉軌經濟學的邏輯方法,對中國這樣一個二元體制經濟進行解釋和分析,可能會有較大的缺陷和不足。中國是一個結構和體制雙二元轉型的國家,其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元計劃體制向二元體制發育釋放→二元體制并存膠著→二元體制向一元市場體制并軌”這樣一個特長周期的過程。從生產增長看,一元計劃向二元市場部分的發育使被計劃體制長期禁錮閑置和低利用的要素開始高效率的配置和利用,生產力得以釋放,這是20世紀后20年經濟高速增長潛能來源的經濟學解釋。二元體制并存使要素配置受到計劃或行政與市場的雙重調節,因此信號扭曲常態性存在;這種體制扭曲可以被經濟主體追求利益的行為所糾正,但相當多的扭曲具有不可糾正性;而這種體制扭曲與非扭曲相比,在配置方面造成了“低效率—要素閑置和低利用—體制剩余性要素”及其產出損失,如果不能被不斷的市場化改革所糾正,經濟增長會處于自然失速的狀態;我們可以將競爭性市場經濟的一些參照值標準化,用反事實方法計算二元體制各類扭曲值,進而求出體制扭曲差值這一二元體制經濟最基本的變量,并用市場機制還原的邏輯,測算改革糾正扭曲形成的新經濟增長潛能。其中關鍵的兩個要點:一是因土地基本沒有市場化配置,其不可糾正部分造成了大規模的體制性剩余土地,必須建立包含土地要素投入的古典增長模型;二是與完全市場經濟國家不一樣的是,體制轉軌國家全要素生產率并不主要來源于廣義技術進步,而相當大比例來源于體制改革對要素利用率的提高和對要素配置的改善,并從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增長的歷史數據看,TFP增長是波幅較小和近乎平行的一條曲線。從均衡和安全增長看,人口生育、人口流動、土地交易和住宅供給等體制的扭曲,再加上出口變化,對生產的需求可能性造成了消費迭代收縮、出口競爭成本上升、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居民收入被轉移以及消費被擠出的影響;而考慮到全球各國經濟從收支有余的保守型模式轉向支大于收的債務型模式,特別是中國目前負債率較高并可能持續上升,以及寬松貨幣政策的必要性,我們探索了包含債務和土地資產變量影響貨幣供給和價格變動的基礎模型。基于這樣一個二元經濟學的邏輯框架及其分析方法,通過建立模型、模塊耦合和編程調參,初步形成計算體系,來模擬各類要素不同部位和力度的體制改革、調水改土發展戰略和開放格局的方案安排,以預判其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潛能、需求側可能性和資產能夠保障的債務鏈和貨幣幣值安全性,為決策提供學理、模擬和不同結果方面的參考依據。

  關鍵詞:二元體制轉軌;扭曲不可糾正;體制性剩余;要素市場化改革;經濟增長

  • 引  言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隨著中國、俄羅斯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陸續從計劃調節和大一統公有制經濟體制,向市場配置、私有制或者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經濟體制轉變,出現了不同的轉軌經濟學流派。由于中國經濟轉型的體量較大以及俄羅斯和東歐國家數量較多,其價值選擇、理論基礎和實施方案不同,并被區分為“華盛頓共識”[[1]]和“北京共識”[[2]]-[[3]]。從價值取向看,分為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和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市場經濟。從改革的經濟學方法看,則有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國家調控主義、新制度經濟學以及以信息成本、委托代理等學說為理論基礎的各流派。而從體制轉軌實踐看,則有瞬時型轉軌與漸進型轉軌、先后改革與平行改革、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等不同的方案、操作和過程[[4]]。從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轉軌看,俄羅斯和東歐各國向著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進行了瞬時轉軌,效果各異;中國向著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與市場經濟體制進行了漸進式轉軌,至2020年已經取得了年均經濟增長9.2%、人均GDP達到10500美元水平和經濟總量上升到全球第二位的成就。與大多數東歐國家5年左右、10年以內從一元計劃經濟轉向一元市場經濟[[5]]不一樣的是,中國經濟漸進型體制改革迄今已經四十余年還沒有結束,很可能貫穿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GDP翻兩番,到2035年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0000美元發展水平和初步實現現代化的一個特長周期。也就是說,中國二元經濟體制轉軌,是一個長周期中存在的常態性格局。其規模之大、時間之久、轉軌之復雜、影響之深遠等,需要作為專門的對象加以研究,用二元體制經濟學來解釋和揭示其轉軌過程、內在聯系、客觀規律和變化趨勢。

  “十四五”規劃提出了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遠景發展目標。[①]中等發達水平的人均GDP在20000—30000美元之間,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在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前提下,未來15年GDP平均增長速度要保持在4.73%的水平上。為了從改革尋求經濟的活力和動力,相關的規劃和措施也部署了深化改革的一些重大任務。

  推進改革和體制轉軌并不是為了轉軌而轉軌,根本目的還是為了通過形成市場配置資源的體制,解決二元體制下的效率低下和浪費嚴重等問題,謀求國民經濟的高效、穩定和中高速增長。新古典經濟學方法在分析漸進式轉軌中(特別是轉軌時間很長)國家改革與增長的關系時,方法邏輯與研究對象之間存在著不完全適用的問題。雖然也有一些文獻測算推進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潛能之間的數量關系,但似乎還沒有建立起一個能用于分析中國漸進式改革的邏輯框架體系。

  學術界在這方面基礎理論研究的滯后,給中國復雜的改革實踐帶來困擾,使得在改革重要性及緊迫性、重點改革部位和改革帶來新經濟增長潛能估算等方面無據可依。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內在分析陷于比較和定性的猜測。Lawrence和Zheng[[6]]對改革前和改革后產出和增長進行了比較,發現改革往往帶來新增的產出。但這是黑箱式改革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前后數量比較,分析不了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動能的內生關系和結構組合。這樣的研究無法為政府制定改革方案提供較為科學和清晰的依據。二是新古典增長模型本身并沒有表達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間的邏輯關系。由于其既定的條件就是市場經濟場景,特別是認為全要素生產率(TFP)來源于廣義的技術進步,使得一些學者的研究在分析范式與政策含義之間、投入產出分析與改革建議之間不存在內在的邏輯性。這容易誤導政策研究者、方案制定者和行動決策者,即從新古典增長方法的分析看,經濟增長的重點在于教育深化、知識進展、人力資本積累以及新技術產業化,改革對于經濟增長似乎無關緊要,在模型中沒有改革提高效率的邏輯位置。三是土地要素不包含在經濟增長模型中,使其市場化改革帶來的經濟增長潛能無法在方法上體現出來。根據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解釋,一般一國可利用的土地數量固定不變,并且農業耕地即使增加,其增加值在總產出中的比重持續下降,邊際產出越來越低;暗含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土地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已經資產化和市場化了。因而新古典經濟學在增長模型中將土地要素舍棄了。然而,由于中國大規模土地還沒有資產化、國土利用率水平還較低、土地還將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和非農業、體制性剩余土地潛能還要改革再投入來獲得等特殊性,只有資本和勞動力要素投入的增長模型用于分析其經濟增長時,顯然存在重大缺陷。

  生產能力的實現,需要有需求容納的可能性邊界。2012年中國勞動力開始迭代式收縮,延續下去,會對就業—收入—消費產生傳導和動態趨勢性影響;雖然出口需求占GDP比例下降被經濟房地產化逐步替代,但其土地財政和高房價對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形成了轉移和擠出,使中國經濟增長消費需求不足和供需失衡。這有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轉型、人口再生產影響延后和房地體制扭曲的特殊性。

  向發達國家發展水平邁進,幣值的穩定是一個重要的前提。中國從一個奉行以收定支和略有結余觀念的社會,也轉向了支大于收和負債攀升的赤字財政、企業負債和家庭負債投資及超前消費的時代。目前負債貨幣與GDP的比例已經很高。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債務質量不高和未來養老金缺口大,意味著國民經濟的負債率還會上升,貨幣發行也會越來越多。如何保證中國債務和貨幣體系的安全,實現理想和穩定的增長,也是學理和改革上需要討論的內容。

  本文將圍繞中國上述轉軌理論和實踐問題展開研究,在學理基礎方面做一些邏輯梳理、方法完善和量化分析等方面的工作,形成能夠解釋改革的經濟增長奇跡,以及能夠運用和服務于未來改革推動經濟可能中高速增長實踐的分析方法和邏輯框架。

  2. 要素配置改革先后順序和二元體制轉軌的歷史邏輯

  從學理講,中國漸進改革的歷史邏輯與要素改革的順序邏輯大體上是一致的。從經濟體制轉軌的動態過程看,中國迄今為止走了長達四十余年二元經濟體制漸進轉軌的道路,并且其有這樣兩條邏輯脈絡。

  2.1 要素市場化改革的先后順序

  從產品、要素和資產市場化改革的先后順序邏輯看,最早進行的是為計劃生產產品向為市場生產商品轉變;再是要素配置體制改革,其中最先無償撥付資金向借貸資本化啟動,接著勞動力市場化配置改革推進,最后土地要素全面市場化配置改革探索和啟動;而城鄉資源、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性等土地如何推進資產化改革,正處在討論、研究、論證階段。

  這里,我們重點討論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順序邏輯。從各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啟動先后、規模演變、體系進化邏輯看,先是進行了資金有償使用的市場化改革,再是推進了勞動力要素的市場化配置轉變,最后才觸及到土地要素的市場化改革攻堅。

  最早開始的是資本要素的市場化改革。1979年以前,國有企業流動資金和固定資產的來源是財政無償撥款;從1980年起,先在實行利潤留成制度的部分國有企業進行征收固定資金占用費的試點;從1985年起,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從財政撥款全面改為貸款,并且包括個體、私營和外資等企業的長短期資金在內,大多由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貸款配置。后來形成企業流動資金和固定資產長期投資,由銀行貸款供給;1990年建立上海和深圳交易所,形成企業上市融資、發行債券和證券買賣等資本市場。雖然資本要素市場還存在壟斷和歧視現象,但還是基本形成了資本由供求和利息調節配置的市場體系。

  勞動力的市場化配置,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規模外出,并且到21世紀初已經初步形成了勞動力要素配置的市場體系。整個80年代,城鎮職工就業仍然以計劃方式招工,但企業并沒有自主辭退勞動力的機制。用工單位與勞動者之間沒有用工與勞動之間的市場化契約。80年代后期,中國出現了大規模的外出民工潮,用工方主要為個體、私營、外資和有限責任公司等企業,國有企業的編外工人,建設項目工地用工,家庭用的保姆。工資隨行就市,或者簡單勞動合同或者口頭契約。初步形成了不規范的勞務市場。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來推進勞動力的市場化配置。對農民工外出的務工證和各種行政收費進行了清理;起草和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進行了下崗、分流和再就業的改革;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事業單位員工的招收,先是從學校的分配制和用人單位的計劃制,改革為雙向選擇,最后改革為畢業生不計劃分配而自己尋找工作;對流動人口先是發放暫住證,2015年改革為居住證。進入21世紀后,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各地相繼設立了最低工資線,允許注冊勞務派遣公司開展經營,工資由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雙方談判確定,形成諸多的勞務和人才網,允許獵頭公司進行高端管理和技術人才的尋找、介紹和入職等經營服務。

  土地市場化改革雖然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但由于改革目標不明確、體制被扭曲和步伐很緩慢等原因,土地要素配置領域目前是計劃調節和行政管制力度最大的部位。土地要素配置的市場化改革才剛剛啟動,城鄉統一土地市場的建設可能要貫穿于未來5-8年之中。因此,經濟體制中最大的扭曲是土地要素配置體制的扭曲,最大規模的閑置和低利用要素是城鄉體制性剩余土地。未來最需要的是對土地要素配置進行市場化改革,而最大的增長潛能來自于城鄉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后配置的改善。

  2.2 從一元計劃到二元并存再到二元向一元市場并軌的邏輯

  從歷史邏輯看,先是從一元計劃體制向二元計劃與市場并存體制轉軌,改革對于各群體增加利益的多,損失利益的少,是一個市場不斷發育的階段;再是計劃與市場二元并存膠著,改革的難度越來越大,是許多繁重改革要完成的階段;最后是從二元計劃與市場并存向一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剩下要改革的是難度最大的體制,是改革攻堅的階段。

  1978—1998年是從一元計劃經濟體制向二元計劃與市場并存釋放活力的轉軌階段。改革開放初期,一元計劃經濟體制從不講個人和家庭利益,逐步向計件工資、獎金和多勞多得的體制轉變和釋放,除了堅持計劃購銷和生產的國有和大集體經濟外,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部分為橫向需求生產、鄉鎮和城鎮大集體企業興起等市場決定的經濟部分在擴大,活力在釋放,初步形成了利益動機和計劃與市場的二元格局。1992年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并且啟動了調整所有制結構、多種所有制并存、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和引進外資外企的改革。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對城鄉國有和集體中小企業普遍進行了抓大放小的所有制改革,形成了國有和大集體與個私及股份制經濟的二元擴大和并存的局面。這一階段時間長達20年。

  1999年以來是二元體制此消彼長和轉軌膠著階段。從要素配置方式上看,農村勞動力可以向城市流動,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戶籍管制、教育歧視、土地非市場化粘性和居住高成本等這些計劃行政性管制,阻礙了市民化進程。資本既可以由供求數量和利息股價等信號調節而進行市場化配置;又被大銀行壟斷和歧視性放貸、發債和企業上市等計劃因素的市場和體制所扭曲。既有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園地和農民耕地可以出租性流轉,城鎮居民住宅資產可以二級市場交易,城鎮部分土地(如房地產商的儲備土地和開發項目)可以在二級市場上轉讓交易等市場配置;也有農村集體土地被地方政府低價征收和高價壟斷出讓,政府下達用地計劃、用地指標管理、禁止城鄉土地二級市場交易等土地計劃和行政管理。這種計劃與市場二元并存和膠著的體制,一方面,給各類經濟主體創造了創新創業經營的空間,使經濟具有活力;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市場和阻隔了要素的流動。結果就是,從生產和供給方面看,造成了資本、勞動力和土地要素的大量閑置、低利用和浪費,即體制性剩余。這一階段的時間也長達20年。

  2021—2035年,應當是二元計劃與市場并存體制向社會主義一元市場經濟體制完成轉軌的階段。這一階段的任務應當是堅決推進二元體制向一元并軌,而不再是留戀、繼續保持或者修補二元并存體制。從要素配置體制看:一是人口和勞動力流動方面,廢除人口生育和遷移的準生和戶籍管制,義務教育對新市民均等化,住宅由個人建房、合作建房、公租屋和房地產商多渠道供應,進城人口耕地、宅基地應當通過出租、托管、入股和出售等市場方式退出。二是在資本配置方面,降低銀行集中和壟斷程度,加強銀行業競爭,縮小存款和貸款的利差,禁止貸款供給額度和利率等方面對民營企業的歧視,對國有企業貸款的損失與民營企業一樣追責;在債券市場和企業IPO上市,及其對企業借債和上市公司方面,民營和國有控股企業平等準入,公平監管,糾正和消除偏國嫌民的傾向。三是在土地要素配置方面,目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性質的土地資產化,耕地、宅基地和集體建設用地等加快真正確權的進程,大幅度延長土地使用年限,各類土地到期無償續期,土地使用財產權可以繼承,放開城鄉土地的二級交易市場,土地可以出租、入股和抵押。四是在國有企業和新興的集體企業所有制結構的實現形式和體制設計安排方面,需要與要素市場化和產品市場化的運行機制耦合接軌,實現所有制結構合理和市場體系的順暢運行。最終,在要素配置方面,形成社會主義一元的市場經濟體系。

  3. 經濟體制扭曲的不可糾正性和體制性要素剩余

  一元計劃經濟體制是對橫向價格和產品數量信號的扭曲,并且是只能進入、不能退出的體制,使低效率的生產者無法淘汰、高效率的生產者無法進入。而計劃行政與市場二元體制并存時,計劃行政信號調節體制與市場信號調節體制之間的扭曲,會加大要素配置的摩擦和障礙。無論是單一計劃信號的徹底扭曲,還是二元體制的雙邊間部分扭曲,結果都會產生程度不同的資源和要素閑置、浪費和低利用,加大經濟運行的成本,降低經濟體系的產出水平。改革的目的就是對經濟體制扭曲加以糾正。體制扭曲,一是表現為所有制結構不能與市場配置資源耦合順暢運轉,二是要素計劃調節與市場配置之間發生摩擦和造成消耗。本文重點討論的是要素配置方式的二元體制,但也需要在這里先簡單闡述一下所有制結構與市場經濟運行耦合的重要性和關鍵點。

  3.1 土地公有制結構與市場資源配置的耦合

  關于目前的土地國有和集體公有制結構能否與市場經濟機制耦合運行,本文在這里只是從機制能不能有效運轉和運行有沒有安全風險等系統思維的角度來討論這一問題。二元體制經濟學需要考慮國家的制度安排,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中,要分析和解決勞動力、資本和土地三要素生產力產權結構與市場供求價格等機制相耦合,在整個經濟體系中能夠有效運轉的問題。在討論公有制能否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時,學術界往往集中在以下方面:企業的產權是否得到法律和司法體制的有效保護;除了其產品能否市場化銷售外,也包含了股權是不是能夠轉讓、交易和定價;公有制的企業,其產權結構和治理結構是不是有各方面的激勵機制,經營者對價格、供求和利潤等信號是否敏感和有理性反應。當然,也包括市場準入、資源要素獲得和稅負水平等方面對民營企業是不是存在著歧視。

  中國從要素的所有制看:勞動力屬于個人所有;資本要素中部分屬于國有,部分屬于個體私營所有,還有的為外資所有。因此,在勞動力要素和資本要素所有制結構與市場配置資源方式的耦合運轉方面,摩擦較小。勞動力要素無疑是個人所有,資本要素的多種所有制結構與市場經濟能夠耦合運行的對接也基本完成。目前所剩余的是城鄉戶籍、教育、居住和土地粘性造成的“青出老歸”和國有企業資本利用的效率太低兩大問題。

  然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與其勞動力要素個人所有和資本可以多種所有不一樣的是,土地則為國有和集體所有;勞動力和資本要素可以通過在不同經濟主體間的流動,糾正計劃行政體制配置的扭曲,但土地因其位置固定的物理屬性,許多情況下,無法通過流動去糾正體制對土地要素配置扭曲。

  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轉軌經濟學,其由廣義技術進步、勞動力和資本要素投入及報酬率三部分組成的索洛模型中不包括土地要素。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的中國、越南和老撾等,實際上也存在著如何設計和安排所有制的實現形式,使市場經濟與所有制結構有機耦合和低摩擦高效率運轉的問題。大多數經濟學家受新古典經濟學剔除土地要素,或者制度經濟學產權關注集中在資本方面的影響,而忽視了土地所有制形式要適應市場經濟運行和土地要素要市場化配置改革。

  要素能夠通過一定的體制優化配置的關鍵,除了追求利益的經濟主體外,是市場競爭性的價格和供求信號,其必要條件是其可交易和可定價。勞動力、資本和土地作為生產要素,與市場機制的運行耦合,應當由供求和價格信號去調節交易進行配置。土地要素可以國有或者集體所有,但是,土地使用財產權需要可交易和可定價。比如,勞動力和資本要素,在一段時間中可以為國有企業或集體企業所有或者所使用,但是它們需要再配置時,一定要通過市場交易去進行。實際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中,對于勞動力要素和資本要素已經完成了可交易和可定價的機制性設計和安排。勞動力要素,對于各類所有制企業,都是資本與勞動力間的交易,有勞動力市場的供求信息,有勞動力工資等價格。除了極少數的經營管理干部調動外,即使同屬國有的不同企業之間的勞動力調配,也會通交易方式去進行,不可能不考慮市場供求信號,不可能沒有工資定價,不可能無償地派給另一個企業。資本在不同國有企業間的調配,更是要通過市場交易進行,獲得資本有其利息價格。國有銀行不可能將資金無償地提供給另一個國有企業,一個冶金行業的國有企業不可能因另一個造船行業的企業同屬國有,將其資本無償轉移給它。

  土地的國有和集體所有權并不影響其作為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在土地公有的所有制結構中,土地使用財產權可交易和可定價,這是一個關鍵。因為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如上所述的勞動力和資本要素在同一國有而不同企業間的轉移,也可以和也應當按照供求和價格信號,由市場交易進行配置。土地可以國有和集體所有不變,但是其使用財產權應當由市場供求定價來交易配置。土地要素的優化配置,與勞動力和資本要素一樣,其可交易和可定價,是最基本市場經濟的先決條件。

  土地在生產和生活領域中,其所有制實現形式的設計,在城鎮住宅領域已經完成,但在城鎮生產領域的二級市場交易仍與產權形式存在一定的沖突;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在所有制實現形式上,基本上還沒有能夠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接和順利運行的體制安排。筆者認為,二者之間還沒有完全實現有機耦合,存在著不少梗阻,不能夠順暢運轉,使得土地要素配置效率很低。本文將從目前的所有制結構與市場經濟運行耦合方面的矛盾,去論證土地國有和集體不變前提下,土地使用財產權可交易可定價的至關重要性。

  首先,從城鄉土地要素配置來看,還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要求。農村土地向城鎮工礦等用地轉移配置,集體所有和國有兩個不同所有者之間沒有等價交換,城鎮土地二級市場沒有放開或者因管制太嚴實際沒有二級市場。農民宅基地由集體無償分配、耕地從集體承包,仍然是一種計劃配給經濟和農村自然經濟的混合物。土地集體所有,但是使用財產權確權不清。農民因遷移而需要退出居住和種植用地的,因產權不能交易而無法退出;想集中耕地或者想購買宅基地的,也因產權不能交易而不能購買,實際上土地要素也就不可能市場化配置。更重要的問題在于,土地要素不能在農村農業領域由市場調節實現優化配置而產出效率很低,使得資本要素不能組合流入,在農村、農民和中小微企業因土地計劃、規劃和用途管制等得不到創業經營的土地。這使農村第二三產業都失去了其他要素與土地要素相組合形成產出能力的基礎,嚴重影響了農村領域的經濟增長能力。城鎮工礦也因土地沒有二級交易市場,大量因企業、產業、區劃等變動而閑置和低利用的土地,不能通過二級市場交易而得到盤活。

  其次,土地集體產權不清,產權結構不合理,與“物權交易—產出—分配—消費”流程耦合看,造成了交易收入全部流入地方財政、以地為本創業收入萎靡、資產增值城鄉居民差距拉大、房價轉移居民收入、土地財政和高房價擠出居民消費等分配和運行方面的扭曲,從國內循環方面看產生的嚴重后果是消費需求不足和嚴重的生產過剩。土地在城鎮國有經濟與農村集體經濟間的不平等交易,導致了土地資源在計劃配置過程中的絕大部分財產性和地租收入,或者被地方政府轉移,或者被村集體領導私自占有;農民得不到土地財產性收入和以地為本的創業收入,農民的宅基地和耕地不是資產和財富,收入分配流程和財富形成機制扭曲,拉大了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和資產財富(1998年城鎮居民住宅無償實物分配改革為商品和貨幣化分配后,成為資產和市場經濟意義上的財富)擁有之間的差距,扭曲了市場經濟的“收入分配—交換支出—消費需求”流程,梗阻了市場“總供給—總需求”之間的循環,使產能過剩常態化,造成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行。

  再次,從土地非資產化和非市場化配置與國民經濟債務及貨幣體系安全角度看,由于城鄉特別是農村土地產權結構設計為大量的土地要素不能由市場交易配置,給日益債務化和量化寬松貨幣經濟模式帶來越來越大的債務鏈斷裂、貨幣幣值劇烈波動、資產價格大幅度動蕩和匯率跳水等風險。現代經濟已經從過去追求收支平衡有余型模式轉變為追求支大于收債務型模式,在GDP流量無法平衡擴張的債務和多發的貨幣的情況下,規模巨大的土地資產是最有效的金融和經濟體系穩定基礎。在所有制結構中使用財產權不能讓渡的體制安排,使土地不能交易,使其根本無法成為保證債務和貨幣信用的可抵押資產。刺激經濟增長需要更多的債務擴張和貨幣供應,而可供抵押的可交易資產規模不足以成為債務信用保證和貨幣穩定之錨,其結果必然是債務鏈斷裂、資產價格暴漲和金融體系的可能崩潰。

  3.2 各生產要素特性與扭曲的可糾正和不可糾正性

  生產的最基本要素投入為勞動力、資本和土地,二元體制扭曲的是要素的市場化配置,而在二元體制中經濟主體能不能糾正對要素配置的扭曲,不可糾正扭曲部分造成各類要素閑置和低利用的程度,卻與各要素自身的特性有很大的關系。

  勞動力要素,其生產力貢獻是工資。在人身依附的奴隸制廢除后,勞動力不屬于某個私營企業所有,也不屬于某個集體和國有機構所有,而是屬于勞動者個人所有(當然,在20世紀60—80年代,中國勞動力要素的流動,受到計劃招工、解聘困難等影響而流動性較差)。勞動力由于其要素的生物人特征,在勞動供給方面有空間上的移動性,勞動者在自我雇傭、不同企業、不同產業和不同地區間供給勞動有自己的選擇權和決策權。資本作為生產經營的要素,其生產力貢獻是利潤。其表現形式,或者為流動資產,或者為固定資產;或者為實物,或者為貨幣和證券。除了建筑物外,其他資本在空間上都有可移動性。其中流動性最強的是現金貨幣和有價證券。

  土地要素,其生產力貢獻是地租。一些與建筑物不能分離的土地往往被計入資本,其地租表現為折舊和利潤,但其特點是在空間上不能移動。居住和土地使用的變化,只能通過人口和勞動力遷移、生產轉移等實現。除了市場調節外,其配置往往容易受到政府用地計劃、用途管制和利用規劃的影響。而個人居住的房屋,雖然在微觀的直接生產經營中不作為生產經營的要素,但由于個人住宅通過虛擬的自己給自己交房租的方式,由國家的統計部門計入了GDP,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講,廣義上應當被視為國民經濟的生產力要素。

  我們之所以要討論生產要素的特性,是因為我們要進一步分析要素配置經濟體制扭曲的可糾正性或不可糾正性。在二元體制國家中,社會生產調節機制中,一方為計劃和行政,另一方為競爭程度不同的市場,其中有市場競爭主體在這種二元體制扭曲的場景中,為追求各自的經濟利益,通過自己的行為對扭曲加以糾正。如勞動者和企業對二元體制中的戶籍管制、信貸歧視和土地不能交易等要素配置體制的扭曲表現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鎮暫住務工、國有企業將從銀行貸到的資金轉貸民營企業、鄉鎮企業利用村莊的土地(政府規定禁止交易)生產銷售商品等,由此農民工獲得了務工工資、民營企業得到了利潤、土地實際上貢獻了地租。體制扭曲得到了糾正,避免了產出的損失。

  但是,要素配置經濟體制扭曲要得到糾正,有其必要和可行的條件:(1)有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行為主體。如勞動者、創業者、企業家、合作社、公司、房東和土地擁有者等。(2)生產的產品能夠在競爭性的市場上銷售。雖然有不允許宅基地交易的經濟體制扭曲,但市場是放開競爭的,通過農民興辦客棧和農家樂并在市場上銷售自己的服務,扭曲得以糾正。(3)要素之間可以替代。如計劃生育導致勞動力短缺和成本上升,如果戶籍管制使企業得不到更多供應穩定的素質較高的勞動力,那么企業就可用人工智能、交易線上化、自動工藝等技術和資本進行替代來糾正。(4)要素可流動:如勞動力可從不能交易進而不能規模化生產的低生產率耕地中解放出來,轉移到城鎮中去務工。(5)經濟主體可獲得和使用要素。如雖然農村土地屬于集體所有,但可通過承包和分配獲得,并且農民可以在自己耕種的集體承包地上生產可市場化銷售的農產品,企業也可在土地上面建設工廠。

  那么,為什么還需要對二元計劃與市場并存的體制進行進一步改革呢?原因在于有一些要素配置經濟體制扭曲不可糾正,會導致要素閑置、浪費和低利用,其產出損失也不可避免。

  首先,資本要素配置扭曲方面的不可糾正性。資本要素雖有流動性強的特征,但在以下兩種情況下也存在著配置扭曲的不可糾正性:(1)如果宏觀稅負過高,政府就會扭曲國民收入在企業資本投入和政府支出之間的配置,形成生產領域資本投入相對較少的產出損失;(2)如果銀行和資本市場配置資本要素時,在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存在歧視,加上國有企業經濟主體存在委托代理關系不清、內部人控制和道德風險轉嫁,也會使配置資本的產出效率下降。

  其次,勞動力要素配置扭曲方面的不可糾正性。人口在農村農業和城鎮非農業兩部門中無法市民化,無法成為穩定的勞動力要素。勞動者在其生命周期內有其最佳城市化的窗口期,但是由于戶籍管制、教育歧視、土地非市場化粘性和居住成本較高等體制扭曲,勞動力流程表現為“青出老回”[[7]]。結果就是在農村積累了大量的錯過城市化的人口和閑置的勞動力,并且這種扭曲的后果在城市化過程中已經不可逆。只能在城郊、縣城、城鎮、集鎮和大村莊區域內,通過體制性剩余土地要素與其組合形成新的產出能力來進行挽回。

  再次,雖然農民和城鎮企業有土地的使用權,但是由于前面已經提及的種種計劃和行政管制,土地要素配置體制扭曲更有其不可糾正性。耕地流轉集中方面,存在著租用談判成本高、農民毀約較為普遍、訴訟成本高時間長、租價不穩定、農業補貼到不了農民手里等諸多問題。因此,農村家庭和其他鄉村企業,雖有追求利益的動機,但無法將土地要素用于各類市場化產品的生產,也就無法糾正和避免土地不能市場化配置的扭曲和產出損失。農業耕地,也不能通過交易集中避免合約和價格風險,不能長期投資于地力,不能理想地實現長期穩定的農業規模經營。城鎮中的一些土地也是如此,在國有企事業和國防用地中,有大量的閑置和低利用土地。或者不允許建設用地二級市場交易,或者允許交易但因規劃和審批時間太長而實際上不能交易,或者土地使用者不能改變用途,都會使得土地要素配置經濟體制扭曲無法加以糾正。

  3.3 市場標準值與體制扭曲值差與要素體制性剩余

  經濟體制扭曲會增加投入產出的摩擦和阻隔,特別是會產生要素的體制性剩余。因此,需要對體制剩余這一范疇進行定義和解釋。并且經濟增長潛能的激發在于要素市場化改革對體制性剩余的利用[[8]]。

  在二元結構轉型國家的農村和農業領域中,存在大量工作收入比城市和工業領域低、并且利用率低甚至閑置的勞動力,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結構性剩余勞動力。而在轉軌國家中,實際上也存在著經濟體制扭曲造成的剩余要素,如由人口和勞動力遷移流動體制障礙造成的在農村淤積的勞動力、在城鎮工作崗位上的冗員、在城鎮和產業領域中由要素不能市場化配置產生的閑置和低利用土地、國有企業中經濟體制扭曲使得固定資產低利用和閑置等。特別是在扭曲不能由產品市場化和經濟體追求利益行為糾正的情況下,由經濟體制扭曲造成的要素閑置和低利用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體制性剩余。

  體制性剩余是二元體制轉軌數理經濟分析一個非常重要的范疇。在要素配置經濟體制扭曲不能糾正的情況,會發生大量的要素閑置和低利用——體制性剩余。我們可以用各種辦法去計量這些剩余,既可以通過它們各自應有的地租、利潤和工資求出體制扭曲造成的產出損失,也可以計算出如果改革配置體制將這些剩余盤活重新投入生產可新增產出的數量。

  中國二元結構轉型的劉易斯悖論。體制性剩余是周天勇[[9]]在觀察中國城鄉勞動力和土地既存在供給短缺又存在大量閑置數據時發現和悟出的。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城鎮職工與進城農民工之間以及城鎮職工與農業種糧農民之間的工資和收入差距逐漸擴大,在四十余年中進城農民工工資從1978年城鎮職工的150%轉變到了2019年的50%,而經營農業的農民收入則從城鎮職工工資水平的50%下降到了10%。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外出農民工從最多時的近2 000萬人下降到了末期的幾十萬人,但2020年農村中體制性剩余勞動力規模達1.6億人。這顯然與劉易斯[[10]]二元轉型模式不相符合。本來結構轉型可以逐步減少農村和農業中的剩余人口和剩余勞動力,但是由于戶籍管制、教育歧視、土地非市場化粘性和居住成本高等原因,人口和勞動力從單向的市民化倒流成了“青出老歸”,從而形成了數額龐大的體制性農業剩余勞動力。只有將其判定為經濟體制扭曲的結果,才可以解釋這種中國現實與發展經濟學的悖論。

  再如,一方面,我們對耕地實行了嚴格的保護制度;另一方面,計劃分配的建設用地與用地需求之間的關系相當緊張。2020年在農村有大量的撂荒和糊弄耕種的耕地26400萬畝左右,有8600萬畝閑置的宅基地,在城市和工礦中也有4000萬畝左右閑置和低利用土地。這就是說,在土地只是生產和生活資料并且不能由市場配置的情況下,也存在著數量巨額的體制性剩余。

  不論任何體制的經濟體系中,各類經濟活動有一系列的水平數值。我們將競爭性市場經濟體系中的確定為標準值,將二元體制中的認為是扭曲值。非常重要的工作環節是觀察和測算標準水平和扭曲水平間的差值。如圖1所示,從產出來看,同樣投入要素結構和規模下,競爭性市場經濟的投入產出水平為標準值,二元體制經濟中的投入產出為扭曲值,其差額就是二元扭曲體制的產出損失。從投入要素看,勞動力流動方面,同等發展水平時,標準城市化率與扭曲城市化率、標準農業就業比率與扭曲農民就業比率、標準工資水平與扭曲工資水平等之間的差值;資本要素方面看,有同樣國家宏觀稅負率與中國扭曲稅負率、民企貸款和債券利息率與國企貸款和債券利息率、民企資本凈利潤率與國企資本凈利潤率等之間的差值;土地要素方面,能夠交易還是不能交易、土地私下交易價格與劃撥土地補償水平、競爭狀態土地利用率與扭曲狀態土地利用率等差值。這些差值可通過橫向同發展水平國家和縱向同發展階段國家比較,與同樣同發展水平轉軌國家比較,各類經營指標國有企業與競爭性民營企業比較,資本市場發債和銀行貸款對不同所有制企業額度及利息對待等加以計量和觀察。

  我們可以確立反事實的邏輯:“假如在市場化配置的場景下,本來應該有多少,但是沒有那么多;或者本來不應該有那么多,卻多得多;甚至是本來應該有交易和有價值,但是禁止交易和沒有市場價值,即形成零的扭曲。”以上述各類差值作為參數,通過抽樣調查、影子價格、投入產出等具體方法,推算體制扭曲性要素剩余數量及其造成的產出損失規模。

  圖1 :體制扭曲性要素剩余與產出損失

  根據圖1原理建立的模型計算,保守估算2020年的狀況是:(1)國有企業中體制性剩余資本要素規模為827010億元,占國有資產總額的33.83%,占全社會總資本的16.95%;(2)城鄉體制性剩余勞動力:農村16000萬人,國有行政企事業1500萬人,共計17500萬人,占總就業勞動力的22.86%;(3)全國體制性城鄉剩余建設用地15189萬畝,占城鄉全部建設用地的25.11%。2020年勞動力、資本和土地房屋等要素閑置低利用造成的產出損失分別為6.3萬億元、4.92萬億元和5.34萬億元,高稅負使收入在政府支出和企業資本間的錯配,也造成了6266億元產出損失,低效率損失總計為17.19萬億元,為當年GDP的16.92%。也就是說,通過改革消除這些要素配置和利用的低效率,未來15年將會形成平均1%左右的新增長潛能[[11]]。

  4. 二元體制國家TFP來源與回歸古典增長模型

  從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看,基礎、運行和長期的問題是,效率高低、是否均衡和能不能安全和穩定增長。而二元體制造成了要素配置的扭曲,使生產效率較低和造成產出損失。那么,這種情況下,我們進一步討論二元體制國家改革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4.1  二元體制轉軌國家的自然經濟增長速度

  在現代經濟學中,“自然經濟增長率”的準確定義應當是指一個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或者地區中潛在的產出和增長狀況。[②]顯然,對特長周期轉軌中的國家來說,其二元體制并不符合這一暗含的必要條件。那么,如何計算轉軌國家的自然經濟增長率呢?筆者認為,轉軌國家的自然經濟增長率(也就是說沒有改革,或者說改革不到位場景中),應該用新古典索洛增長模型來計算。理由在于:首先,新古典產出和增長模型認為體制是外生給定的,并且假定體制不會發生變化。基于此我們可以觀察體制不改革或改革沒有落實場景中,廣義技術進步、勞動投入、資本投入之間的投入產出關系。其次,新古典產出和增長模型中沒有包含土地要素這一變量,顯然發達國家符合土地已經資產化和國土開發利用成熟這一場景,轉軌國家也符合土地體制不改革或改革沒有落實、土地不資產化和國土不準備再開發提高利用率這一場景,所以土地要素變量也可以在模型中被忽略。最后,將TFP只定義為廣義技術進步,不包括體制改革帶來的效率提高,也不包括大的改革推進技術進步和技術產業化,符合不進行改革和改革沒有被落實的場景。

  在沒有找到二元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內在邏輯關系時,學者們大多運用最基本的分析工具是新古典全要素生產率、勞動力和資本三結構的投入產出經濟增長模型。劉世錦等[[12]]指出,雖然廣義技術進步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來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已經出現下滑趨勢。Barro[[13]]指出,如果沒有顯著的技術進步來拉動未來經濟增長,中國經濟最終還是會收斂到世界經濟增長的歷史路徑,而且增長率可能很快從8%回落到3-4%。白重恩和張瓊[[14]]、李雪松等[[15]]和周天勇[[16]]均指出,在沒有明顯廣義技術進步和制度改革的情況下,人口結構的變化導致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放緩已經成為必然趨勢。黃泰巖和張仲[[17]]認為,如果改革達不到預期效果的悲觀情形下,我國 2021-2025年、2026- 2030 年和 2031- 2035 年潛在增長率甚至更低,分別為1.52%、1.82%和2.00%。

  我們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團隊從投入產出、均衡增長和經濟安全等角度推算,如果沒有較科學和精準的大力度體制改革和重大發展戰略安排,任由經濟自然增長,不論勞動力要素和資本要素間如何替代,其投入及其廣義技術進步產出決定的2021—2035年期間年均GDP增長在高3.31%、中2.5%和低1.81%之間。用這種分析工具模擬和刻畫投入和經濟增長,符合不進行大力度改革或者大力度改革沒有被落實的場景。可以將以上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預判,視為二元體制國家自然的經濟增長速度。

  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來分析改革和發展重點時,其政策含義自然而然地認為要提高經濟效益,卻淡化了轉軌國家改革的至關重要性。因為其假定投入產出和增長都是在市場環境下進行的,勞動力投入變量一般可以確定,資本投入變量也可以大體推斷,能不能穩定和加快經濟增長,往往取決于理解為廣義技術進步的TFP方面。

  4.2 轉軌國家TFP大部分源于改革及其計算的內生化

  體制轉軌國家,其產出和增長模型中,TFP(全要素生產率)是從哪里獲得的呢?其實在要素投入數量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大力度的體制改革帶來的要素利用率提高和配置改善,也會提高投入的產出效率。在余值A中,不僅有廣義技術進步的貢獻,更重要的是有市場化改革提高要素產出率形成的貢獻。中國是人口規模最大、國土面積排前、經濟規模第二位的二元體制并存并轉軌時間很長的國家。在觀察中國經濟增長周期波動時筆者發現, 1981—1985年、1991—1994年和2001—2005年,GDP年均分別增長10.17%、11.67%和9.78 %,而TFP年均分別增長6.53%[[18]]、6.65%[[19]]和3.30%[[20]]。然而,這三個階段中國國內并沒有較強烈的廣義技術進步事件突然爆發,卻均是大力度體制改革和開放啟動和高漲時期。如圖3所示,TFP增長狀態與GDP增長狀態都呈倒V型。[[21]]我們分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年均3.1%的TFP增長,發現只有1%左右是廣義技術進步實現的,2.1%是通過體制改革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和改善要素配置來實現的。

  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一般來說,不存在如體制轉軌國家一樣的二元體制扭曲,也不存在體制轉軌國家大力度改革提高要素生產率和改善其配置而形成的TFP,其最主要來源是廣義技術進步。有實證文獻研究的結論:其TFP增長是一條雖有小幅度上下波動,但是長期卻是一條平穩和與橫軸平行的曲線。瓊斯[[22]]的實證研究發現,美國和歐洲1980—2000年間,在研發人員不斷增加(呈右斜甚至是指數型增長)的同時,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卻是平緩的。1970到2012年間,美歐日TFP增長率年均分別只有0.9%、1.0%和0.7%,韓國作為一個后發國家也只有1.6%。 巴特·菲思佩奇[[23]]認為,均衡增長理論簡化了對技術進步過程的分析,研發投資—技術進步—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近乎于線性、明確和不變,廣義技術進步引致的TFP增長趨勢雖有小的波動,然而是一條平緩的曲線。原因在于:工業化初期及其以前,人類馴化畜牧、種植農業、蒸汽紡織機和電力等技術的發明和應用,可以啟動大規模和專業化牧業和農業的爆發式增長,也可以機械動力化、專業化、標準化和大規模化地生產產品,使財富更加爆發式地增長。而到工業化中后期,特別是后工業社會,則遇到這樣的情景:留給大規模物質財富生產方面的技術幾乎已經開發殆盡,技術創新向信息網絡、數字智能領域發展。這類技術既可以帶來新的增長,也會因替代人力和實體成本,將工資、利息和地租這樣的增加值“節約”掉;并且,工業化中后期技術進步已經成了綜合、交叉、復合類的創新過程,某一單項技術創新帶來全要素生產率J型增長的難度越來越大。

  如圖2所示,大力度改革周期中,由于體制轉軌改善閑置要素的配置,提高低利用率要素的產出率,使改革形成的TFP增長為倒V形狀,而廣義技術進步TFP增長是一條近乎平行的曲線。這個發現應當是從方法上認識和合理解釋中國作為二元經濟體制轉軌國家全要素生產率來源的一個關鍵:假定廣義技術進步產出貢獻增長無論是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還是體制轉軌國家,都是一條平緩和平行的曲線;那么,在中國以往體制改革周期時形成的TFP增長倒V曲線與平緩曲線之間的積分,就應當是體制改革帶來要素利用率提高和配置效率改善而獲得的TFP產出。

  基本模型為:   

  (1)[③]

  1977—2018年日本和韓國TFP年平均增長率也分別是0.8%和1.03%,上下波動幅度雖然比美歐稍大一些,但也是一條幾乎平行的曲線。而同期二元體制的中國,其TFP增長卻是年均3.43%,并且在1981—1985、1991—1995和2001—2009年改革開放力度較大周期時,上行波動幅度較大。[④]那么,假定以市場經濟國家1%TFP增長為標準值,中國因追趕國家最樂觀估計為1.2%,則可以用中國全部TFP增長曲線相減,就可以得出改革獲得的TFP增長部分,1978到2018年間平均為2.23個百分點。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數據庫—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數據來源:亞洲生產率組織(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網站地址:http://www.apo-tokyo-aepm.org.

  圖2:中國改革與廣義技術進步各自形成TFP增長的關系圖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對于中國以往二元經濟體制改革帶來TFP增長的估計,是在沒有“二元要素配置體制扭曲—扭曲不可糾正—要素閑置和低利用—體制性要素剩余”這樣一個分析邏輯時的“余值”性猜測計算。也就是說,從方法上,我們可以直接將這部分新增的產出估計在全要素生產率之中。但是,在市場化場景下,閑置和低利用要素的價格、要素之間的替代彈性等參數可以得到,學理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市場化改革前,由于體制扭曲,實際發揮產出作用的投入要素量比名義投入要素量小;通過要素市場化改革,消除名義投入要素中的閑置和低利用,改善其配置和提高其利用率,使實際發揮作用的要素量接近名義投入的要素量。這樣就可以直接在投入產出的分子項上增加盤活存量形成的新產出部分,用內生的辦法來較為精確地計算二元體制改革的經濟增長潛能。

  4.3 土地增加與配置改革:增長模型從新古典向古典的回歸

  馬克思[[24]]在闡述生產的必要條件時,引用了配第所說的“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斯密[[25]]據此也提出,“一個國家的全部產品要分解為土地地租、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三部分”。但是,前面已述,新古典經濟學家在經濟增長模型中將其予以了剔除。然而,從中國二元體制長周期轉軌國家的特殊性看,土地要素配置改革和開發增加土地要素,對于尋求中國新的增長潛能意義非常重大。說明這一土地所有制結構和經濟運行及增長能夠耦合運轉的基礎數理表達為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轉軌國家土地要素自變量和地租貢獻因變量要加入投入產出模型,即從產出=余值+勞動貢獻+資本貢獻的新古典模型再回歸到產出=余值+勞動貢獻+資本貢獻+土地貢獻的模型。不得不回歸的理由為:(1)市場經濟國家中,土地可交易、可以定價,已經資產化、貨幣化和市場化;而中國土地很大一部分沒有一級交易,幾乎所有土地不能二級交易,無法定價,沒有資產化、貨幣化和市場化。(2)就中國三大要素配置體制改革進程看,資本要素市場化改革最先,勞動力要素市場化改革在中;土地要素配置計劃調節、規劃管理、用途管制非常深厚,市場化改革才剛剛開始。(3)前面已述,由于相當大規模的城鄉土地禁止交易,或者允許交易但二元體制阻隔不能交易,造成了大量閑置和低利用的土地,即體制性剩余土地;在計算二元體制國家改革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需要計算體制性剩余土地改革再利用的產出新貢獻,才能較為準確地預判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帶來的經濟增長潛能。(4)作為一個土地開發程度仍然不高的二元結構國家,中國的國土利用率只有71%,[⑤]利用水平還有提升的空間,調節水資源分配、南水北調、改造開發未利用土地,可利用土地數量還可以增加,使土地供給從垂直曲線變成向右傾斜的曲線。(5)市場經濟國家中,土地由于資產化,其交易增值的幅度并不大;而中國巨額的農村土地、城鎮劃撥土地等,過去未交易,或者禁止交易,其市場價值基本為零;一旦進行改革,使其交易和投入,其價值是從零到市場價格的升值。

  其次,其實現代市場經濟實際的國民經濟核算中,一是土地房屋租金計入GDP。物業公司、農業土地所有者、農村集體組織和城市居民在出租土地和房屋時實現的場地租金、耕地租金、廠房租金和居住租金都要計入GDP。二是在土地和建筑物分不開的固定資產中,其以折舊和利潤的形式計入GDP。土地與建筑物是分不開的,在會計準則中,土地對產出的貢獻含在了資本利潤的貢獻中。三是在國際通行的國民經濟核算規則中,即使自己所有和自己居住的房屋,也要依據維塞爾要素生產力貢獻歸屬原理,以自己給自己交房租的方式,由統計核算部門參照租金水平和全國擁有的房屋面積,扣除房屋真實出租已經統計過的,要大體估算一筆租金收入計入GDP[[26]]。

  討論至此,我們可以建立既能夠回顧刻畫二元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歷史,也能夠預判二元計劃與市場并存要素配置體制,向一元社會主義市場配置體制并軌改革與未來經濟增長關系,可用古典經濟增長核算和預測的基礎性模型:

  (2)[⑥]

  基于上述模型,我們估算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潛在經濟增長,2021至2035年均GDP增長速度可在5.25%—6.3%之間。分低高方案,未來重大要素配置改革、增加土地發展戰略和推動創新三個方面形成的增長動力格局為:(1)要素投入、盤活要素再投入和新增土地要素,增長速度年均為3.25%或3.8%;(2)農村宅基地和其他建設用地資產化改革形成的價值增值、市場交易、資產化融資、財富化效應,財產性收益等等,可能帶來年均1%左右的增長;(3)推進廣義技術進步創新TFP增長也分低高,年均1%或1.5%[[27]]。

  5. 長周期二元體制轉軌國家的經濟均衡和安全增長

  本文已經從產出和供給方面分析了要素市場化改革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數理關系。然而,一方面,經濟增長還需要總供給與總需求相平衡,否則總需求不足會造成生產過剩;另一方面,從價格水平、債務鏈、貨幣幣值和金融體系穩定性等方面,也需要考慮國民經濟運行和經濟增長是否安全。

  5.1 經濟體制扭曲與“分配—消費—生產”失衡及其糾正

  供給側的經濟增長需要由需求側的市場容量所平衡。如果“生產—分配—支出—消費—生產…”循環流程扭曲并受到梗阻,未來即使生產側有智能制造和數字經濟等形成較強的財富生產能力,但是消費需求側不會有生產力持續發展和中高速增長的容量。中國經濟增長總供給與總需求失衡的問題很難以中短期現有的均衡增長模型去分析、描述和說明。二元經濟體制,不僅扭曲了經濟體系的“生產—分配—消費”流程,也扭曲了人口和勞動力的再生產,造成“就業—收入—消費”長周期中的迭代式萎縮;不僅扭曲了要素的最優配置,也扭曲了居民的收入分配,進而會抑制居民支出能力并扭曲需求與消費之間的平衡關系,使生產能力過剩常態化。就中國一個特別長周期二元經濟體制扭曲和發展戰略轉型看,如圖3所示的,進入21世紀后中國需求遇到的問題,先是發生了人口和勞動力相對和絕對迭代式收縮造成的消費需求相對于供給的不足,后是出現了出口占GDP比重下降引起的國內產能相對過剩,再是土地財政和高房價轉移和擠出了城鄉居民的收入和消費。

  圖3  土地財政與高房價對居民收入轉移和擠出

  以及三項需求相對收縮對工業產能過剩的貢獻

  首先,人口和勞動力迭代式收縮,導致“就業—收入—支出—消費”傳導性的迭代式收縮。從中國人口增長轉型看,20世紀90年代初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前中期時,總和生育率就下降到迭代平衡點2.1。其后快速下降,到2020年在1.2左右。其原因在于改革開放以來,力度過大和時間過長的生育政策,市場化生育撫養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越來越高。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少生文化,人口城市化,婦女受教育水平及其參加工作程度提高,教育、醫療和居住成本昂貴,導致低生育慣性,造成了人口再生產失去平衡。即世代更替中,下一代人口不斷較大幅度地少于上一代人口。如果20年前生育率小于2.1,當人口增長率下行時,人口與國民經濟總供需及增長的互動內在過程為:20年后,新參加工作人口增長率連續下行,抽象掉其他因素,新進入工作的人口負增長,使下一年的總需求,總是小于上一年的供給能力。從迭代性減少方面看,經濟主力人口2012年收縮345萬人,到2020年累積收縮3983萬人;居民消費規模2012年收縮766.34億元,到2020這一年,累積性收縮規模為12744.01億元。雖然最初2012年時,居民消費收縮額占GDP比率只有0.15%,很微弱;但是,到2020年時,經濟主力人口迭代累積性收縮,造成的居民消費損失,則擴大為當年GDP的1.25%。

  其次,由于國內勞動力等成本上升,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一些發達國家引導境外制造業回流和發展中國家展開出口競爭,使中國出口導向的工業化趨于結束,出口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下降。從工業化的階段看,1978年,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經濟融入國際大循環,使中國從一個滿足內需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向出口需求拉動型的發展模式轉型,到了2000年成為一個典型的出口導向工業化的國家,這一階段持續了16年。而從2016年開始,又從一個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模式,重新又轉向了滿足內需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國家。中國在1978年時,出口總值為168億元,僅占當時GDP的4.56%。如果我們將發展中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出口額占GDP的20%及其以上,看成是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的分界線,中國出口額占GDP比率20%及其以上,為2000到2015年間,其中 2006年最高時出口總值為77597億元占GDP的35.36%。而2020年時出口總額179326億元,占GDP比率下降到了17.65%。

  再次,前面已述,地方土地財政對農民財產交易性收入進行過度分配,而單一房地產開發建設渠道供應房屋的高價格又轉移了城鎮買房居民的收入,擠出了城鄉居民的消費支出能力。從圖3可以看出,其對產能過剩的貢獻,遠高于人口迭代式收縮和出口需求下降對產能過剩的貢獻。土地財政和高房價扭曲了“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經濟流程,造成居民消費需求嚴重不足。 比如 2020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收入84142億元,從50%應該留給農民看,被轉移的農村居民收入為42071億元,農民因此失去33657億元消費支付能力;房地產單一渠道供給的高房價又擠壓了城市居民36458億元的其他消費支出能力。當年工業產能過剩13.15萬億元,其中消費品過剩約6.58萬億元。可以看出,沒有土地財政和高房價,中國就不會存在工業產能的過剩。
     農村土地使用財產權的交易和以地為本創業是農民收入增長的關鍵。未來15年,從農村的各類收入變動看,允許農村每年有1.5%的土地資產交易,即使政府收取30%的稅收,按照現值,即可給農民形成年均4.5萬億元的財產性收入;如果允許農民以地為本創業,利用農村宅基地和其他建設用地的20%從事第二三產業,也會有年均5萬億元的土地要素投入性收入。年均總計會有6.65萬億元的消費需求。土地市場化和住房多渠道化可降低相對或者絕對房價而釋放城鎮居民消費。允許宅基地市場化交易,城鄉人口、勞動力和宅基地房屋雙向置換,加上城市放開合作建房和加大公租房的供給,逐步地使房價收入比從9.3左右向6下降,從而逐步恢復城鎮居民可能被高房價和按揭貸款還本付息所擠壓的年均3萬億元到4萬億元的消費支出能力。實驗室對有關流量進行模擬,上述市場化改革糾正的“收入—支出—消費”流向和流量,可以給工業生產提供年均10萬億元左右的新增消費需求容納量,有力地平抑產能過剩,穩定和做強中國的制造業,在需求方面保證中國未來經濟的中高速增長。

  5.2 債務型經濟模式與國民經濟運行和增長的安全

  生產方面的經濟增長,不僅要有可實現的市場需求容量條件,也需要債務鏈和貨幣幣值的穩定和安全。不發生系統性債務鏈斷裂、大幅度幣值波動和匯率跳水,使人均GDP發展水平垂直下跌。前面已述,市場經濟國家中對于債務及相關的貨幣供應,土地房屋資產為其信用和幣值基礎,是一個必然的保證機制。中國全部非金融債務占GDP比率從1995年的101.7%上升到了2020年的272%,債務存量質量較差,未來政府還本付息壓力和中長期養老收支缺口較大;M2供應占GDP比率從99%上升到了217%,水平已經高于許多世界主要經濟體國家。這表明傳統的貨幣理論已經無法解釋GDP、貨幣規模、貨幣周轉速度與價格之間的變動關系。

  未來15年,由于人口結構的老齡化和支撐低迷經濟的需要,債務與貨幣占GDP的比例毫無疑問地會繼續攀升。從投入的勞動力、資本和土地三要素看,勞動力不能成為未來債務型經濟的信用保證物,除固定資產外的資本抵押債務容易增加更多的泡沫,穩定債務鏈和貨幣幣值最好的基礎是土地等不動產。然而,中國目前除了350億平方米左右的城鎮住宅可交易可抵押外,農村500萬億元左右的各類土地和宅院,城市和縣城300多萬億元的土地實際上沒有二級市場,城鄉大規模的土地宅院不可交易和抵押,不能成為穩定高債務和多貨幣經濟的信用保證和幣值之錨。對此,我們構建了三個基礎的分析模型:

  定義供給側模型:

  (3)

  定義需求側模型:

  (4)

  定義債務與GDP和資產平衡的模型:

  (5)[⑦]

  假如未來GDP樂觀地估計年均增長6.1%,而債務余額和貨幣供應保守地估計年均分別增長10%和8%,則三者年平均增量分別為6.8萬億元、57.6萬億元和31.7萬億元;到2035年時,債務余額與GDP的比例上升到465%,M2與GDP的比例將會上升到327%。實驗室模擬土地絕對不資產化、少部分資產化、一半資產化和全部資產化四種不同條件下國民經濟債務深化的情景,金融和經濟體系最早崩潰是第一種條件下的場景;其次崩潰是第二種條件下的場景;第三種條件可以維持一段時間,但債務變量持續過度增大下去最終還是要崩盤。

  如果土地宅院和調水新增的可利用土地均資產化改革,目前,農村各類和城鎮工礦中可交易可抵押土地,按照影子價格計算資產規模分別為500萬億元左右和150萬億元左右。如果未來國家實施調節水資源分布、改造未利用土地和增加可利用土地戰略,并使新增的土地可交易和可抵押,還會增加145萬億元的土地資產,未來中國有800萬億元規模的耗存量資產可作債務和貨幣的信用保證和幣值之錨。可用作交易和抵押的存量土地年平均按照6.7%的比率進行流量資產化釋放,加上調水改土年均新增可利用土地流量資產,未來年均有53.3萬億元可供交易抵押的資產,加上年均6.8萬億元的新增GDP,完全可作為債務擴大和貨幣供應的信用保證及幣值安全之錨。

  6. 結語

  在中國這樣一個轉軌國家中,二元體制并存膠著必然會存在和面臨各種各樣的風險和挑戰。我們要理性思考、科學決策和采取行動,更為重要的應該是在看清問題癥結的同時,通過經濟學學理方面的分析,尋求走出困境的解決方案。在未來的15年,推進適度宏觀稅負水平、建立現代國企體制、放開戶籍、土地資產化、生產要素市場配置等改革攻堅,實施調水改土戰略,把不利因素轉化為有利因素,找出增長的新潛能。

  中國未來的發展和增長有四大優勢:二元計劃與市場并存向一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軌釋放巨大生產力的后改革優勢;作為一個開發程度還不高的發展中大國,調節水資源分布和增加可利用土地,提高國土利用率,具有后開發和后發展優勢;中國近八億農村戶籍人口享受經濟發展福利的水平還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未來其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能力增強,將會成為生產和需求內部良性循環和國民經濟均衡增長的另一后發展優勢;規模巨大的土地資產化改革,可以為中國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和運行提供許多國家無可比擬的安全保障優勢。

  從本文的分析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到了計劃與市場并存二元體制向社會主義一元市場經濟體制并軌改革的攻堅階段。筆者估計,2021年切實啟動土地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并實施調水改土,同步進行國有企業體制更深入的攻堅改革,形成7 到8年大力度改革的新周期,會獲得各方面的新增長潛能。如果未來三個5年期間國民經濟能夠按照6%—5%—4%上下的水平,實現穩定和安全的增長,那么中國一定會建設成為初步現代化的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參考文獻:

  模型(1)Y—GDP增長率;W—勞動力,K—資本,—廣義技術進步TFP,—體制改革要素配置改善TFP,(a+b)=1.

  模型(2)注:Y—GDP增長率;W—勞動力,K—資本,L—土地;f—原要素投入產出增量,rn—體制性剩余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產出增量,in—新增土地投入產出增量;a—勞動產出彈性系數,b—資本產出彈性系數,c—土地產出彈性系數,a+b+c=1。

  模型(3、4、5)其中GDP—國內生產總值,Pq—GDP價格,A1—流量土地(用于住宅商業樓宇建設而不可再交易土地)資產,Pa1—流量樓宇土地資產價格,A2—存量土地房屋(用于可繼續交易土地和房屋的土地)資產,Pa2—存量城鎮土地房屋資產價格,Vs—貨幣相對于供給側GDP和存量資產余額的周轉速度,D—債務,Pr——債務利率,Vd—貨幣相對于債務的周圍速度,Vf—債務相對于供給側GDP和存量資產余額的周轉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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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

責任編輯:潘翹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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